《New Scientist》陶哲轩专访:AI最可怕的,不是抢走工作,而是重新定义你的工作
《New Scientist》陶哲轩专访:AI最可怕的,不是抢走工作,而是重新定义你的工作
-AI正以每周几个的速度攻克数学难题
-数学家已暂时失去了对叙事的控制
-如果一个行业说不清自己的价值,别人就会替它定义
AI已经闯进数学界
数学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习惯“慢”的一群人。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,一个人花几年时间只研究一道题,在这个行业里都很正常。
但2026年,节奏突然变了。
一些困扰数学家几十年的问题,开始被AI以近乎每周几个的速度攻破。更离谱的是,其中一些并不是顶尖数学团队取得的成果,而只是业余爱好者把问题交给模型,不断让它尝试答案。
陶哲轩认为,人类可能很快就要失去对“解决数学问题”的垄断。
51岁的陶哲轩,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需要害怕AI的数学家之一。他10岁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奖牌,30多岁拿到菲尔兹奖,研究横跨多个领域。
但就是这样一个人,现在却告诉同行:数学界没有几十年时间慢慢适应,可能只有几个月。
他说,数学家不能再只是埋头证明自己的定理,他们必须组织起来,主动决定这个行业接下来要变成什么。
“真希望我们有更多时间,可以慢慢来。”
AI制造了一个反常识问题:证明突然不值钱了
过去数学界最稀缺的东西,是证明。
一道重要难题可能摆在那里几十年,无数数学家尝试失败,直到终于有人找到证明。所以数学界几百年来形成的论文、同行评议、学术声望和奖励制度,本质上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:产生新的证明非常困难。
AI突然改变了这个前提。
陶哲轩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:数学家过去一直在为行人和马车设计的道路上开车,现在AI突然开着更大、更快的汽车加入进来。看起来交通效率应该大幅提高,但首先发生的却可能是堵车和事故。
以前最困难的是“找到证明”;现在AI把这个环节突然提速,新的瓶颈变成了:谁来检查这些证明?谁来理解它们?哪些真的重要?哪些值得进入数学知识体系?
陶说了一句很值得记住的话:
“现在稀缺的是验证。”
AI并没有简单地让数学变得更容易。它只是把整个知识生产链条里原本最稀缺的一环,突然变便宜了。于是那些过去不太显眼的环节,一下子暴露出来。
如果没人理解,一个正确证明还有意义吗?
数学界已经有一种越来越成熟的方法叫“形式化证明”。数学家可以把自己的论证写成Lean这样的程序语言,让计算机逐步检查每一步逻辑是否正确。
AI又把这件事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**未来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流程:一个AI负责找到证明,另一个AI把证明转成Lean,计算机再确认整个证明逻辑无误。 ** 从技术上看,一切都很完美。
但陶哲轩问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:如果计算机告诉我们这个证明是正确的,可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它,那么这个证明到底有什么意义?
它当然是“对的”,但它是否已经变成了人类的数学知识,却是另一回事。
陶哲轩担心,如果科学不断向这种方向发展,我们最终可能拥有海量机器证明过的正确结论,却逐渐失去那些经过人类筛选、解释、整理和理解的知识。
他说:
“如果所有科学都实现自动化,下一代高度整理过的知识可能会消失。”
AI让“答案”越来越便宜,但答案从来不等于理解。
一个数学家真正是干什么的?
这迫使陶哲轩重新回答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:一个数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?
最简单的答案当然是:提出问题,然后证明定理。
但陶哲轩认为,这只是数学工作的一部分。
一个人首先要知道什么问题值得问,然后找到证明。证明完成之后,还要由别人验证。接下来更重要:你必须把它写清楚,让同行能够理解;要告诉读者真正困难和创新的地方在哪里,也要说明它与已有数学成果有什么关系。
即使做到这些,也还没有结束。
一个成果只有被其他数学家阅读、消化、认可,并逐渐进入其他人的研究,最终进入下一代数学家的训练体系,它才真正成为数学知识的一部分。
所以数学的完整过程其实是:
提出问题 → 证明 → 验证 → 解释 → 理解 → 被共同体接受 → 进入下一代知识体系。
如果把“数学家”简单定义成“生产证明的人”,AI当然越来越像一个优秀的数学家。
但陶哲轩真正想说的是:数学家从来都不只是生产证明的人。
AI缺的可能不是智力,而是“品味”
陶哲轩发现,AI写出来的数学经常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
它可能花好几页证明一个人类数学家一眼就能看懂的简单步骤,却在遇到整个证明真正困难、真正新颖的地方时,只写几句话匆匆带过。
逻辑未必错,但重点错了。
因为数学家除了知道“对不对”,还要判断:哪里值得展开?哪里可以省略?哪一步真正精彩?哪个方法以后还能用于其他问题?
这些东西很难写进考试大纲里,却是一个成熟数学家非常重要的能力。
陶哲轩说,年轻数学家在研究生阶段真正学到的也不只是公式和技巧。他们会在导师和同行之间慢慢学会:什么问题值得研究,什么时候可以信任一个结果,怎样把自己的方法教给别人,以及什么叫做数学上的好品味和判断力。
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,真希望AI在被放出去攻克公开难题以前,也能先去读几年研究生。
因为现在一些使用AI的人,正在把数学变成一场刷题比赛。
陶哲轩说:
“很多使用AI的人,把数学当成了一项体育运动,好像目的就是不停收集打勾。”
可是“又解决了一道题”,和“数学因此向前走了一步”,从来不是一回事。
学生可以用AI,但陶哲轩给了一个标准
AI带来的另一个问题,是下一代数学家怎么训练。
陶哲轩并不主张学生完全禁止使用AI,但他认为必须有限制。因为数学直觉和判断力,并不是看懂答案就能获得的。很多能力必须经过长期、甚至有些笨拙的训练,才能真正长在自己身上。
他已经听说过一些学生的例子:原本数学能力很好,但开始过度依赖AI之后,自己的能力明显下降。
陶哲轩甚至说:
“到某一个阶段,这种变化会变得不可逆。”
那么,怎样判断自己是在“使用AI”,还是已经被AI替代了思考?
他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:
如果你可以使用AI完成工作,然后去见导师,把整个过程讲清楚;导师现场追问时,你不用低头看手机,也能够回答,那么你可以用AI。
这个标准其实很残酷。
因为它区分的不是“这份作业是谁写的”,而是:最后真正拥有这份知识的人是谁。
AI可以帮你得到答案,但如果关掉AI以后,你已经无法解释自己做过的事情,那么被外包出去的可能不只是工作量,还有你自己的能力。
真正的危机:数学家失去了定义数学家的权力
陶哲轩最担心的事情,其实还不是学生依赖AI,也不是AI产生太多证明。
他更担心的是: 数学家正在失去“定义数学家是什么”的权力。
以前,职业数学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。什么问题重要,什么成果漂亮,怎样才算一个优秀数学家,大体由数学家自己决定。
现在,科技公司、AI研究人员、模型排行榜和媒体同时进入这个领域。
于是,一个非常容易传播的新标准开始出现:
这个模型解决了多少道数学题?又攻克了几个几十年未解的问题?
如果数学的价值慢慢被压缩成“谁生产的证明更多”,那么数学家很可能会输,而且输得很快。
陶哲轩说: “不久之前还只有数学家关心数学。我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。现在,数学家第一次暂时失去了对叙事的控制。”
一个职业真正危险的时刻,也许不是机器开始做你的工作,而是外界开始用机器最擅长的那部分工作,重新定义你的整个职业。
陶哲轩甚至警告,如果数学家不主动发声,未来“数学家是什么”,可能会越来越由科技公司决定。
答案变便宜以后,人类开始重新给“理解”定价
所以陶哲轩的选择并不是抵制AI, 恰恰相反,他正在主动参与研究:AI到底有多懂数学?
他参加了一个叫 First Proof 的项目,专门用尚未发表的问题测试AI,避免模型只是从训练材料里找到答案。今年早些时候,项目拿出10个问题测试模型,最后有7个AI生成的答案,被评审认为已经达到可以在学术期刊发表的质量。
陶哲轩并没有否认这种能力。他真正想做的是另一件事:重新确定什么才应该被数学界奖励。
他最近还创办了一个视频期刊 Mathematical Discourse。在那里,评价一个数学家的成果,不再只问证明是不是正确,还会问:他能不能把这个成果真正讲给其他数学家听?
当“产生正确答案”越来越容易以后,解释、理解、判断和交流反而变得更值钱了。
陶哲轩参与签署的《莱顿人工智能与数学宣言》也强调:数学产生的不只是一个个结果,它还在数学共同体中产生理解、清晰和判断力。
AI没有让这些东西消失。恰恰因为AI来了,人们第一次被迫认真给它们定价。
这件事并不只属于数学家
陶哲轩谈的是数学,但这个问题显然不会只停留在数学界。
AI进入一个行业以后,最先被自动化的,往往是那些最容易描述、最容易量化、最容易考核的工作。数学里是“得到证明”,别的知识工作也一样存在自己最容易被标准化的一部分。
陶哲轩给数学界找到的答案,是提出问题、判断价值、理解证明、解释知识、建立信任、训练下一代,以及一个共同体长期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判断力。
这些东西过去常常隐藏在“会做题”“会证明”后面,所以没人专门讨论它们。直到AI突然把证明做得又快又便宜,人们才发现:原来那些不起眼的东西,可能才是这个职业真正的核心。
这也是AI时代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:
如果一个行业自己说不清楚自己的核心价值,别人就会替它回答。
算法会回答,排行榜会回答,资本会回答,科技公司也会回答。
到那个时候,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部分工作,而是陶哲轩所说的——定义自己职业的权力。
所以,他最后并没有把这场变化描述成一场“人类对抗AI”的战争。
他说: “我热爱我的职业。”
“我认为,它值得我们去争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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