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朗普的人生导师教会他的权力生存算法

当选总统后，最想让一个已经去世三十年的人看到自己的胜利；陷入“通俄门”调查时，他最先寻找的，依然是这个人。

特朗普的父亲给了他家产和野心, 罗伊·科恩给了他一整套生存算法。

罗伊要是能看到这一刻，该有多高兴啊。

2016年11月，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。 第二天，老朋友罗杰·斯通打电话向他祝贺，称他为“总统先生”。特朗普让他还是叫自己唐纳德。

随后，他忽然有些感慨地说：

“罗伊要是能看到这一刻，该有多高兴啊。” “天哪，我们真想念他。”

罗伊·科恩已经去世三十年了。但特朗普登上人生最高点时，首先想起的，仍然是这个人。

一年后，特朗普的司法部长杰夫·塞申斯宣布回避对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。特朗普勃然大怒，在白宫里吼出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我的罗伊·科恩在哪里？”

第一次出手：被政府起诉，就反过来起诉政府

1973年，二十七岁的特朗普第一次见到科恩。

那时的特朗普还不是曼哈顿的地产大亨。他住在一间受租金管制的小公寓里，窗外只能看见一座水箱。家族的房产生意主要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，他最大的愿望，是进入曼哈顿真正的权力圈。

但他正面临一场麻烦。

美国司法部起诉特朗普家族的房地产公司，指控他们系统性拒绝向黑人出租公寓。

调查人员发现，特朗普公司的员工会在黑人申请人的表格上写一个大写字母“C”，代表“有色人种”。有员工向联邦调查局作证，弗雷德·特朗普明确要求他们不要把房子租给黑人。

政府最初提出的条件并不严厉：特朗普公司只要签署一份同意令，承诺停止歧视即可，不必缴纳罚款，也不必承认有罪。

特朗普问科恩：“我应该怎么办？” 科恩的回答是：“叫他们见鬼去。上法庭和他们打，让他们证明你歧视过别人。”

随后，他替特朗普反诉美国政府诽谤，索赔一亿美元。 这场反诉荒唐到一位法律界人士后来评价：一个人只要在法学院读到第二天，就知道它毫无依据。

但科恩根本不在意官司能不能赢。他需要的是新闻发布会、报纸头条和一种对外姿态： 我们不是被告，我们才是遭到政府迫害的受害者。

这成为特朗普从科恩那里学到的第一课： 面对指控时，不要跟着对方的问题走。制造一个更大的指控，把对方拖进你的叙事。

真正的目标不是胜诉，而是让所有人相信你赢了

联邦法官很快驳回了特朗普的反诉，还训斥科恩是在“浪费时间和纸张”。

科恩却没有收手: 他攻击政府证人的人格，指责联邦调查局进行了“盖世太保式审讯”，甚至临时指控一名年轻女检察官凌晨四点威胁证人。

这项指控严重到，法官不得不暂停原案，专门举行听证会。

到了听证当天，科恩又突然站起来说：“这个姑娘犯了一个错误。只要她保证不再这样做，我就撤回动议。”

没有证据，没有道歉，也没有代价。但他成功打乱了对方的节奏，也让案件继续拖延。

两年之后，特朗普最终还是签署了一份同意令，内容与政府一开始提出的条件几乎相同。他必须在黑人报纸上刊登租房广告，并向民权组织公开房源。

从法律结果上看，特朗普没有赢。可特朗普和科恩对外宣布：他们赢了。

科恩经常说：仅仅获胜还不够，所有人都必须知道你赢了。

此后多年，特朗普一直声称自己打赢了这场官司。

他从中学会了一条后来反复使用的规则： 胜负不完全由裁决决定，也由谁有能力定义裁决决定。

即使失败已经写进法律文件，只要不断重复“我们赢了”，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只记住你的版本。

控制媒体，比解释事实更重要

科恩的名字每周都会出现在纽约小报上。

他让特朗普看到，法律上的输赢有时只是背景，真正重要的是谁控制故事。

一位当年报道纽约政治的记者称科恩是“情境性不道德”的大师。

他的做法是：故意刺激敌人，让对方表现出最愤怒、最粗暴的一面，然后截取这一部分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。

先激怒对手，再利用对手的失态。

特朗普后来几乎把这一招带进了所有领域。

面对批评，他很少老老实实回答问题，而是攻击记者、法官、检察官或者提出问题的人。

争论迅速从“特朗普做了什么”，变成“这些人为什么要迫害特朗普”。

焦点一旦改变，原来的事实就容易被淹没。

科恩还教他，负面新闻未必是坏事。

特朗普大厦施工时，他曾承诺保存一组装饰艺术浮雕，并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。后来施工人员还是把浮雕砸成了碎片，引发舆论批评。

特朗普没有道歉，而是宣布这些浮雕“毫无价值”，并得意地说，报道登上《纽约时报》头版后，很多人打电话询问特朗普大厦的公寓。

他说：“那是一次绝佳的宣传。”

在这套逻辑里，受赞扬还是被批评并不是最重要的。 最重要的是，所有人都在谈论你。

房地产开发不只靠钱，还靠一张看不见的关系网

特朗普想进入曼哈顿，科恩便把他介绍给市长、法官、工会人物、媒体人和地产商。在当时的纽约，房地产开发商不仅需要资金，还需要税收减免、规划豁免、建筑许可，以及愿意在关键时刻点头的政府官员。

这些正是科恩擅长提供的东西。

1970年代，特朗普看中了中央车站旁边破败的海军准将酒店。纽约市濒临破产，酒店一半房间空着，无家可归者住在一楼，几乎没有开发商愿意接手。特朗普愿意，但他拿不出翻修所需的七千万美元，银行也不愿意贷款，除非纽约市提供巨额税收优惠。

最后，特朗普只花一千万美元取得酒店的开发权，并获得了长达四十年的税收减免，每年大约节省四百万美元。

《华尔街日报》把它称为：“本世纪的税收交易。”

这笔交易背后，科恩找到了自己的朋友、纽约副市长斯坦利·弗里德曼。弗里德曼投下关键一票，帮助特朗普取得减税。

此后，弗里德曼获得了纽约市供水委员会主席的终身职位，有年薪、办公室和专车，还进入了科恩的律师事务所。

一名市议员公开质疑：一个年轻、缺乏经验的开发商，凭什么得到如此优厚的条件？ 科恩的回答十分坦率：“唐纳德希望自己不用给政客捐钱，但他知道，这是游戏的一部分。”

这也是科恩教给特朗普的重要一课： 商业竞争不仅发生在市场上，也发生在规则如何被解释、资源如何被分配的地方。

先制造“成功人士”的形象，机会就会自己靠近

1976年，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吹捧特朗普的人物报道。报道里的特朗普三十岁，身材高大，一头金发，坐着车牌为“DJT”的银色凯迪拉克，与时装模特约会，自称身家超过两亿美元。但当时的特朗普远没有两亿美元。

1978年，他每年不到十万美元的工资仍由父亲支付。不过，科恩早已懂得，商业世界不仅奖励真实的财富，也奖励被别人相信的财富。豪车、私人俱乐部、漂亮伴侣、个性车牌、夸张的身家数字，以及一篇篇媒体报道，共同制造出一个“年轻地产大亨”。而形象一旦建立，又会反过来带来贷款、客户、合作伙伴和新的报道。 特朗普从科恩那里学会的，并不是简单的撒谎，而是让包装形成现实： 先表现得像赢家，人们才可能把赢家的机会交给你。

不记笔记、不留痕迹，尽量通过电话办事

科恩很少记笔记，也不喜欢别人记录他说过什么。 特朗普后来回忆，科恩“从不留下书面记录”。他也逐渐养成了通过电话处理重要事务的习惯。

记者约翰斯顿曾把科恩传授给特朗普的规则概括为： 无视规则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； 不要保留日程，不要把重要的事写下来； 有人盯上你，就出卖别人来保护自己； 能拖延就拖延，把调查期限耗尽；

然后把媒体叫来，宣称自己只是一个遭到腐败官员迫害的诚实商人。这样一来，政府就会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守。

这几乎已经不是一套律师策略，而是一套完整的权力操作方法：不给对方留下清晰证据，同时制造大量噪音，让外界越来越难以判断事情的原貌。

他也教会特朗普：账单不是必须立刻支付的东西

科恩经常欠账。

一名供应商写信催他支付一万美元，他直接在信上写：

“亲爱的路易——去你X的。罗伊。”

他去餐厅长期挂账，拖欠办公家具、文具、机票和公司飞机的费用。

一名债权人这样评价他：

“他活得像百万富翁，买东西像百万富翁，付钱却像个穷光蛋。”

美国国税局追查了科恩十几年。到1985年，国税局声称他欠税超过三百万美元。

但他的房屋、劳斯莱斯、飞机和游艇，要么是租来的，要么登记在空壳公司或他人名下。债权人即使胜诉，也很难真正拿到财产。

科恩甚至公开写文章，教人如何“击败国税局”，建议一旦出现问题就更换银行账户。

对他而言，规则不是必须遵守的边界，而是可以周旋、拖延和绕开的障碍。

特朗普后来在商业生涯中反复拖欠承包商、律师和供应商的费用。这种行为当然不完全来自科恩，但科恩让他亲眼看到：

一个人可以长期不付账，仍然保持富豪的外表，甚至继续进入最上层的社交圈。

连婚姻也要提前把退路算好

1976年，特朗普准备迎娶捷克斯洛伐克模特伊万娜。

科恩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，不是祝福，而是劝他别结婚。眼看劝不住，他立刻换了一种方式：既然一定要结，那就先把离婚时的风险控制好。

于是，科恩替特朗普起草了一份婚前协议。最初的版本，苛刻得近乎荒唐。伊万娜每生一个孩子，可以得到一笔现金奖励；可一旦离婚，她还要把特朗普送给她的礼物还回去。伊万娜看到草案后非常震惊，甚至威胁取消婚礼。

**特朗普这才删掉了最刺眼的条款，还顺手把责任推给科恩，**说这些都是律师写的。但协议真正重要的部分，被保留了下来。伊万娜可以留下自己的衣服、私人礼物，以及一笔10万美元的“应急基金”。

可如果婚姻在九年内结束，她每年只能得到3万美元，也不得对特朗普的家族企业和主要资产提出要求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替伊万娜审阅协议的律师，也是科恩亲自挑选的。

这个人同时还是科恩自己的律师。科恩事务所的一名员工后来评价得很直接：他之所以被安排在伊万娜身边，不是因为能力强，而是因为罗伊可以控制他。

这件事很能说明科恩的思维方式。在他眼里，婚姻不是单纯的感情关系，也是一场必须提前设计规则、安排代理人、控制退出成本的交易。

他教给特朗普的，不只是如何在法庭上反击。

还有更深的一层：真正的优势，不是在冲突发生后赢，而是在冲突发生前，就把规则写在自己这一边。

最后，导师也被自己教出的规则抛弃

科恩非常珍视特朗普。他在生日信中告诉特朗普，自己将永远为成为特朗普团队的一员而骄傲。特朗普也送给他一张签名照片，上面写着：“致罗伊，我最伟大的朋友。唐纳德。”

科恩的亲属后来认为，他对特朗普有一种“创造者式的骄傲”。他觉得是自己创造了特朗普。

但1980年代，科恩患上艾滋病后，特朗普与他的联系逐渐减少，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天打十几次电话。据报道，科恩去世前曾参加海湖庄园的一场晚宴。离开后，特朗普要求员工处理他使用过的餐具。

科恩教特朗普，不要被感情、道德和体面束缚，只判断一个人是否还有价值。 最后，他自己也被这套规则判断了一次。